张大良：把握“学校主体、地方主责”工作定位 积极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节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实体经济迅速壮大，社会对人才的规模、类型、质量需求均发生了新的变化，对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地方本科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主体力量，承担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使命，已经为地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部分地方本科高校的办学现状令人堪忧，存在着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不清晰、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师资队伍素质不适应、服务地方能力不够强、毕业生创业能力弱、就业率低等突出问题。问题倒逼改革，我们必须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来破解难题。
牢牢把握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关键要素和核心内容
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办学的方方面面和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需要整体谋划，综合施策，统筹推进。做好这项工作要在关键要素和核心内容上下功夫。
一是要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体系。坚持把专业设置作为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切入点。发挥省级统筹作用，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推动教育资源向服务区域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专业集群集聚，推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调整，构建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专业体系。建立行业和企业相关领域专家参与的专业设置评议制度。完善专业设置预警机制，每年公布社会需求少、就业率低、就业质量不高的本科专业。指导转型高校密切跟踪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趋势动态，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提高特色专业、优势专业集中度，打造一批地方（行业）急需、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应用型专业。
二是要深化突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广系列“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的改革成果，支持转型高校与实务部门、行业企业开展深度合作，通过专业链与产业链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瞄准产业先进技术的转移和创新，与行业内领先企业开展协同育人，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产业发展需要对接。推动转型高校紧紧依托行业企业建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指导委员会。积极探索“整体合作”模式，支持转型高校依托相关专业与企业开展全方位、实质性合作，建立校企合作的二级学院。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三是要深化体现行业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社会建设要求的课程体系改革。科学制定符合应用型人才成长规律的多样化的培养方案。引导转型高校以产业技术进步驱动课程改革，按照科技发展水平和职业资格标准设计课程体系，优化课程结构，厘清课程间的主次关系、层次关系和衔接关系。按照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的原则，整合相关的专业基础课、主干课、核心课、专业技能应用和实验实践课，形成突出实践能力培养的课程群或课程模块。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课程体系改革，支持转型高校与实务部门、行业企业合作开发在线开放课程，建立课程共享联盟。
四是要深化体现素质教育要求、促进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的教学模式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着力培养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实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把企业技术革新项目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以项目驱动教学、伴随学习。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合作式、参与式教学模式，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可自主选择专业、自主选择课程，运用“大数据”技术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信息资源。紧密对接行业企业生产一线实际，深化实践教学改革，以行业企业的一线需要作为毕业设计选题来源。推动转型高校采用“嵌入式”教学模式，将企业员工培训内容有机嵌入专业教学计划。改革考试方式方法，建立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的评价方式，以学生毕业设计成绩和课程学业成绩综合认定毕业资格。
五是要加强紧密对接行业企业生产一线实际的实践教学资源建设。充分利用好学校与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加快建立学生到实务部门、行业企业实习实训的长效机制。支持转型高校通过用人单位、企业投资或捐赠、政府购买、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加快工程实践中心、生产化实习实训基地和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支持转型高校引进企业科研、生产基地，建立校企一体、产学研一体的大型实验实习实训中心。支持转型高校统筹各类实验教学资源，构建功能集约、资源共享、开放充分、运作高效的专业类或跨专业类的实验教学平台。推动高校完善学生校内实验实训、企业实训实习和假期实习制度，实训实习的课时占专业总课时的比例达到30%以上，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实训实习的时间累计达到一年。
六是要深化提升学生创业就业能力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贯彻落实《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探索建立促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鼓励高校聘请创业成功者、企业家等各行各业优秀人才，担任创新创业课授课或指导教师，建立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开设就业创业指导课程，纳入学分管理。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建立创新创业基地，与合作企业共建创业基金，重点培养科技型小微企业创业者。通过财政引导资金，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建立创业投资天使基金，为学生初创科技企业提供创客空间、天使投资、商业计划等专业孵化增值服务。
七是要建设高素质“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一支教师、工程师资格兼具，教学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兼备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紧密结合转型目标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加强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组织教师到实务部门、企业生产一线实践锻炼，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和工程实践能力。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一线科研实践和技术研发，及时掌握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构建科研反哺教学的长效机制。支持转型高校聘请长期在生产一线工作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担任相关课程教师，并作为青年教师的实践实习导师。
八是要着力提升服务区域发展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支持转型高校紧密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产业转型升级重点，融入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行业技术创新体系，打造区域特色产业和行业共性技术的研发中心和服务平台。鼓励转型高校通过与企业合作创办技术研发机构，提供技术指导、技术转让或者以技术入股方式与企业深度合作，将潜在的技术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鼓励转型高校探索先进技术辐射扩散和产业化的途径，面向小微企业开展新技术推广应用服务，提升小微企业技术应用水平。
九是要建立行业企业深度参与的高校治理结构。指导转型高校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转型高校章程建设，将关于建立健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的规定作为章程的重要内容，以制度建设推动改革创新。在转型示范高校中探索学校章程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省级人民政府发布、省人大备案的机制。建立健全有行业和用人单位参与的理事会（董事会）制度、专业指导委员会制度，成员中来自地方政府、行业、用人单位和其他合作方的比例不低于50%。扩大二级院系自主权，鼓励院系与行业企业合作，建立院系理事会（董事会）或联合管理委员会和专业指导委员会，明确院系根据产业链的发展方向、行业企业合作伙伴的需求设置专业课程、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聘用兼职教师和统筹院系经费管理的职权。
十是要建立以支撑力和贡献率为导向的综合评价体系。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应用为本的原则，在92个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完善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专业质量标准。开展高等学校分类评估，建立以高质量就业能力、产业服务能力、技术贡献能力为评价标准的应用型高等教育评估体系，强化对转型高校专业和产业结合程度、实验实习实训水平、“双师双能型”教师比例和质量、校企合作深度等方面的考察。指导转型高校加强自我评估，健全校内质量保障体系，完善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立本科教学质量、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改进转型高校科研评价办法，形成重在质量、崇尚创新、社会参与的评价方式，建立以科研成果创造性、实用性以及科研对人才培养贡献度为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
十一是要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持转型高校与境外高校、相关企业深化交流合作，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实现中外合作高校间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鼓励转型高校联合相关企业在境外设立本土化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开展技术骨干、运行维护管理人才专业化培训，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全面、更专业的服务。
总之，我们要在把握“学校主体、地方主责”工作定位的前提下，把“为什么转”的道理讲清楚，把“转什么”的内容讲清楚，把“怎么转”的要求讲清楚，把“如何支持转”的政策讲清楚，把“如何评价转到位”的标准讲清楚，才能正确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真正把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工作做实做好、取得实效。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5年第十期）
高校治理改革：怎么做才是“真改革”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迎来了再一次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酝酿下一步行动的、异常关键的改革窗口期。一方面，伴随着大学学术委员会规程、理事会规程以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政策的相继推出，许多高校核准通过了具有“大学宪法”之称的大学章程，北大清华等高校还率先推出了具有改革风向标意义的综合改革方案。这些改革举措在理顺政府和高校的关系，改变目前的行政治校模式，从而实现对高校的现代化治理等方面迈出了重要且关键的一步；但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近些年来的快速发展，我们的高校成了一个远比西方高校复杂得多的社会组织，这种复杂不仅是因为它们大都有着巨大的办学规模以及众多的部门机构，还是一个承载着社会各界多元需求和关切的教学科研组织。更让人纠结的是，它们还普遍留存着常被诟病的“衙门作风”以及与其他事业单位类似的“流弊”，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等，这些盘根错节地搅缠在一起，使高校面临的问题很难分得清是纯粹的教育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抑或是其他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是问题倒逼而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此话富含哲理且切合实际，对目前处在关键阶段的高校治理改革来讲同样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针对我国高校业已累积的改革难题以及过往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高开低走”甚至被指摘为“无改革”或“伪改革”的历史教训，新一轮的“综合改革”最需要的就是把这次步调比以往明显加快的改革转化为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动真格的“真改革”，而要实现“真改革”，当下还应以“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主，继续强化和落实政府作为改革推进者的主体地位，并建立起以大学校长领导力为主要驱动力的问题突破机制。
建立以政府为第一逻辑和责任主体的问题推进机制
随着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高校必将从中获得更多、更大、更明确的筹划自身改革的自主权。但是，大学自治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缺位，尤其在当前改革的推进期、深化期更是如此。由于我国高校还远未成为有自主办学能力、能够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主体，且内、外部利益关系庞杂，还由于政府掌握着改革的资源和权力，为此还需要继续强化和落实政府作为改革第一逻辑主体和第一责任主体的地位，将政府由过去的“给予空间”和“放权”过渡到建立改革的推进机制，并安排、维护好制度，这既是保障改革沿着正确方向行进以及改革效率的必要之举，也是促进改革实践中问题解决的关键。
具体而言，政府一是要履行好对改革执行的领导和组织，以强化改革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在目前我国还未能推行大学校长遴选制的情况下，政府须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担负起高校领导人的选人用人责任，保护和大力扶持他们依据大学章程所进行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以及治理能力提升的探索和实践，使他们有能力承接政府下放的权力和责任，并树立对改革的信心，同时也要防止其遇到困难“躲着走”、不作为、不担当；另一方面，针对改革越到基层就越难执行的这一普遍性问题，政府还要担负起纠正和监控政策落实情况的责任，要有专职机构和人员直接监控高校的改革进程、评估改革成效，防止高校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或“走过场”式执行，并强化在放权后容易在招生、项目评审、人员聘用、校园基础设施建设等滋生腐败流域的监督。此外，政府还要通过开放式的组织宣传和动员，营造改革氛围，强化改革成果的可预见性，以赢得公众对高校治理改革的支持。
二是督促高校办学信息公开，以促进高校依法治校、强化自身管理。一项改革的成功，一定要有压力，不仅要来自上、来自下，还要来自外在的公开的、透明的监督。高校治理改革自然也不例外。为此，政府要针对《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2010年9月实施以来很多规定形同虚设、没有对高校信息公开起到预期的规范和监督作用的现状，以落实新近颁布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为契机，督促高校按照“向谁公开”“公开什么”“如何公开”“何时公开”的具体要求公开招生考试、财务资产、人事师资、教学质量等相关数据。而就某一类数据来讲，还要明细公开事项，防止高校只是选择性地公开。与此同时，政府还要督促高校利用成立或完善理事会的时机，以开放的心态纳入社会力量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监督和评价，防止理事会成为摆设。
三是积极培育相关社会组织，使其成为改革所能借力的重要主体。针对已有教育评估院、教育研究院、学会、协会等相关社会组织远未成为显而易见的意见中心，且未能有效行使其评议和监督、表达相关主体诉求、提供教育公共产品等职能的状况，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国家近期推动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的契机，划清其与政府之间的边界，在名称、业务、人员编制、财务等方面与政府“脱钩”以保持其应有的独立性，并以政府让渡部分职能、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其发展；另一方面要促使其改革内部组织形式（如实行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并把其纳入到国家民政、税务、金融、审计、纪检、监察与预防腐败等部门的综合监管和联合执法行动中，防止和惩治其在参与高校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摊派会费、收受好处、出具虚假报告等违规行为。
建立以大学校长领导力为主要驱动力的问题突破机制
高校治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作为改革主体的高校。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及历史经验表明，高校的有效治理不仅取决于治理结构，更与其治理过程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校长的领导力至关重要，这对于内部运作模式改革开始提上议事议程、处在寻找并应对治理“痛点”阶段的高校治理改革来讲更是如此。为此，对全面负责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大学校长来讲，要执行已出台的改革方案，则意味着今后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只“盯”在上面，更不能做官样文章，而是到了展现自己改革决心和意志的时候了。
大学校长的领导力不仅体现为一种执行及贯彻政策的力度和效率，也是一种在当前治理困局中改造学校陈习陋规的能力。但要保障大学校长有足够的领导力且能正确地体现出来，就要以国家近期颁布的有关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以及学术委员会规程、教代会制度、学代会制度为依据，从健全议事规则入手，实行横向分权模式改革，即将校长办公会与校党委常委会、教学科研系统在体制上分开，明确各自的议事范围（“做什么”）、议事人员（“谁来做”）以及议事程序（“如何做”）。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能供有关各方就“大事怎么定、资源怎么配”等重大、关键问题展开沟通与对话的协调议事机构，并以制度化的形式保障这种沟通与对话能够经常地进行。这种体制上的安排和设计既可以保障大学校长由于其他方的制衡而不至于做错事，又能够在相互合作、形成共识中做大事。
首先，大学校长的领导力必须落实到提升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上来。一方面，要针对二级职能机构存在的人浮于事、形式主义、苦乐不均、效率低下的现状，面向教学、科研要求和师生需求调整职能部门设置和人员配置，将从中分流出来富余人员添补到教学科研组织中的服务支撑体系以及所建立的横向、纵向协调议事机构之中；另一方面，要领导二级职能机构进行治理能力建设，优化其对教学、科研的支持与服务的机制与流程，即立足师生的发展需求，将改革问题细化并列出问题清单，设计好优先结果性目标以及相应的行动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明确机构工作目标、行动与总目标实现的关系，做好各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与此同时，还要做好逐项改革任务的责任分解，明确需要为之负责的机构和个人，把“是不是在改革”“改革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作为重要考核内容纳入到二级职能机构绩效管理体系中去，并在校内建立在改革问题上“不作为”的多层面、多方位的问责机制。
其次，大学校长的领导力必须落实到激发基层学术组织的积极性上来。大学校长首先要针对以往权力过于集中学校行政管理层、校院两级权责关系不对等的现状，以激励为本，逐步展开院长（系主任）的公开选聘以及有退出机制的教师聘用制，进一步扩大各院系等基础学术组织的自治范围，鼓励并支持它们能够按照各自学科领域的特点和规律办出特色、展现活力，并整合学术资源，在校内外设立协同创新中心。与此同时，针对基层学术组织意见表达比较充分但是意见综合却没有合适的操作平台的现状，打通基层学术组织与学术委员会、教代会以及学代会组织的通道，以便于强化学术治理中的意见综合，这样一方面可防止学术委员会在行政力量退出后有成为人们所担忧的虚化的、自娱自乐的“清谈馆”，并防止少数或个别学术精英以所谓“专家评审”“程序正确”的名义瓜分、垄断学术资源，使学术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发挥学者群体智慧、表达和维护学者权益的机构；另一方面，还能促使它们以学生为中心完善内部治理，建立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的资源配置模式和教学模式，扭转一些教授懒散的教学状态，并改变教学总不受教师重视尤其是用科研去敷衍教学的现状。
总之，对于目前步入攻坚阶段的高校治理改革，当下还应以“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主，既不能要搞弯弯绕、“虚晃一枪”或浅尝辄止的改革，也不能要不注重节奏和分寸、一刀切式的改革，更不能要仅仅有鼓舞人心的口号和方案、一遇阻力就停滞不前的改革。改革，必须敢于直面问题，切实解决问题，否则，就只能永远停留在问题的边缘，被各方寄予厚望却最终蜕变成为“无改革”“伪改革”。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23日）
湖北“五不”约束：还原大学书记校长本来角色
近日，湖北宣布在省属高校开展校级领导干部任期全职化试点，试点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任职期间不申报项目、不参加评奖，全职从事管理工作。此举引起多方关注，在很多人为该举措喝彩的同时，也有人提出种种担忧。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领导都是管理和学术“一肩挑”，存在对学术热情、对管理冷清的尴尬局面，高校管理急需“敷热”。湖北此次试点领导全职化，被认为是回归教育规律的尝试。
高校领导成为“全职家长”
湖北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对高校领导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要求，高校领导干部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从事管理工作，原则上做到“五不”：任职期间不参加学校学术委员会、不申报教学科研项目、不参加教学科研评奖、不参与专业技术岗位竞聘、不申报各类人才工程项目。
试点在部分条件成熟的省属公办高校展开，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推进，首先是书记、校长实行任期全职化，然后逐渐扩大到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最后，学校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也将实现全职化。高校领导班子实行任期制，领导干部担任同一职务时间不超过两届或10年。
2014年10月，中央曾出台相关意见，提出高校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今年5月，教育部也下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
此次湖北改革试点，将高校领导全职化作为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一项重要举措，被认为是对这些意见的细化和落实，是向教育规律的回归。
《意见》起草组负责人在解读时称，开展高校校级领导干部任期全职化试点，目的是为了选好配强高校领导干部。试点进行后，学校领导的职责就是全心全意服务，做一所高校的“全职家长”。
有利于探索职业教育家路径
高校领导全职化，意义何在，是首要被关注的话题。
武汉大学教科院院长程斯辉教授认为，高校的确很需要一些全职化的领导。程斯辉多年前已经开始关注高校领导职务问题。他指出，当代大学的发展已变得非常复杂，不仅规模巨大，涉及到的人财物等管理要素众多，而且承担的职能任务也在不断拓展，校长、书记在完成大学治理任务的过程中，不仅要协调处理好内部各种关系，还要协调大学与外部的各种关系。
据程斯辉的调查，武汉地区一些大学校长已经在感叹“全部心思用来办学治校都很不容易应付了”。他的结论是：高校领导们疲于奔命，往往难尽职责，也由此引发了诸多“后遗症”。
程斯辉指出的这种弊病，在一些高校领导那里得到了更加具体的印证。
武汉纺织大学党委书记尚钢表示，当前，绝大多数高校领导干部既从事管理工作，又从事学术活动，一些追求学术的领导往往在学校领导岗位和个人实验室之间两头奔波，无法保证集中精力投入学校管理，更无法为学校和师生服务；同时也存在与教师争利益、争资源的现象。
三峡大学校长何伟军则介绍了国内高校领导普遍面临的另外一些尴尬：承担课题项目容易落入灰色地带，利用高校平台资源谋私利，有的领导“挂名”科研甚至论文搭车署名。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表示，正是基于消除上述弊端考虑，湖北试点高校领导的全职化，其实质是要求大学领导潜心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着力打造一支专门从事管理和服务的职业化高校领导班子。
湖北省委对《意见》的解读文章称：“从长远来看，校领导全身心投入管理和服务工作，把主要精力甚至全部精力用于经营好大学，无疑可以更好地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让教学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其意义远远大于个人取得的学术成就。”
程斯辉指出，校长职业化是通行做法，高校领导全职化有其现实依据。他介绍，世界很多知名大学的校长都是全职化，职责就是专心管理学校。比如斯坦福大学，校长专门做管理，完全退出学术科研，办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次湖北提出的“五不”举措是一个有效的正向引导和规范，对于探索培养我国职业教育家路径意义重大。
校领导行政权力将受制约
湖北试点高校领导全职化，意味着高校领导在学术与当官之间，只能二选一，被媒体普遍解读为是教育的正确归位，有利于纠正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联姻合体、混淆不清的问题。
湖北高校的一些行政部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实行高校领导全职化后，高校的办学水平将会得到提升。他们普遍反映的一点就是，过去一些领导虽然坐上了领导的位子，实际做学术多过做行政，存在身在其位、心不在其岗的问题，没有真正履行职责。全职化后，这部分人则必须放下学术，专门从事管理，在个人角色、工作时间上都有了更多的保障。
而让他们相信高校办学水平将会得到提升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全职化后，高校领导可以从双重重负中解脱出来。一部分有终身学术志向的人，可以不受名利干扰诱惑，放下领导的位子，转而全身心地投入科研；另一部分精明能干、愿意为高校服务的人才则可以继续走向管理岗位，实现了人尽其才、各如所愿，有助于优秀人才更好地发挥个人所长。
此外，实行领导全职化，在领导们的情绪和心理上也是一种解脱和疏通，可以有效避免“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有了时间和精力，领导们的服务职能将更容易得到落实。
此前，湖北省高校校友认可度排名中，中南民族大学和武汉纺织大学的排名均非常靠前。两校师生反映，这主要就是校领导的服务做得好，而这两所学校恰恰正在探索专业化管理改革。
没有推行全职化的高校，领导关系广、资源多，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科研项目，挤占其他教师的机会，特别是阻碍了青年教师的科研道路，打击了其他教师的积极性。管理和科研分开后，能避免高校领导利用权力垄断科研项目，有助于高校整体科研能力的提升。
湖北省试点全职化的很多学校都在筹建校务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以后，校领导的行政权力将会受到制约，任何一项与学校有关的重要决策，校长拥有发言权，但也要接受质询，校长须根据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执行。这对推进民主办学意义重大。
搞好全职化需过“三道坎”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全职化的高校领导人？如何让全职化的领导们更好地服务于高校日常工作？卸职后他们又将何去何从？这是推进高校领导全职化过程中要过好的“三道坎”。
现有的实际情况是，高校领导全职化在我国尚不够成熟，缺乏现成经验供参考，一切需要自行摸索。
为保证试点工作顺利推进，湖北正在拟定相应的保障机制，包括高校领导干部职业化考评体系和薪酬制度。
推行大学校长全职化，选拔什么样的人当大学校长至关重要。程斯辉认为，大学校长全职化，需要与大学校长的选任制、任期制联系起来设计。一般情况下，大学校长会从既懂得管理学校工作、深谙教育规律，又是知名教授、专家、学者的人才中选任，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大学校长是有专业的。
但大学校长同时是有任期规定的，如果任期届满，校长还未到退休年龄，干什么去？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推行全职化绕不开的另一个问题。
程斯辉建议，应提一个明确要求：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一旦出任高校领导人，就要视大学管理为专业，将大学管理与高等教育研究结合起来。
“领导不做科研，不等于高校领导完全不需要搞科研。只不过高校领导搞科研的领域和方向要发生变化，不再是研究过去从事的专业技术领域，而是要专心研究高校管理。”在程斯辉看来，此举不仅能解决全职化要求高校领导人治理好学校的任务，还能解决他们任期届满后干什么的疑问，“届满了继续以研究高等教育为方向，即培养职业教育家”。
这一点得到了武汉纺织大学党委书记尚钢的认同。在湖北省试点高校领导全职化之前，该校已经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探索。从2006年开始，武汉纺织大学规定书记、校长不参与评奖、不以个人名义申报课题，但他们都有一项任务，就是研究高等教育和管理经验，每年照样出论文和专著。
尚钢认为，做管理不是说有时间就能胜任的，还要有激情、热情和方法，要给高校领导该有的尊严和待遇，同时，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
随着高校领导全职化的实施，对高校领导的评价标准和机制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不能再评价高校领导有哪些科研成果、带了多少学生，而是要看他为学校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让高校领导能够安心从事管理工作。
另外，高校领导全身心投入管理和服务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弱化校领导个人取得的学术成就。个别高校领导担心：“到全国去竞争资源，湖北省以外的校长有很多学术头衔，你很可能因此而争不过人家。”
在程斯辉看来，这点也并非顽疾。湖北很多省属高校的书记和校长在没有任职之前，都是某个专业领域里有影响力的人物，甚至是领军人物，取得过不凡的学术成就。这些学术的光环仍然会发挥余热，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不做学术后产生的消极影响。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5年6月23日第5版）
防止行政不当干预、量化评价泛滥、课题崇拜
学术评价应回归学术本真
学术评价是学术研究的衍生物。当下，学界格外重视学术评价，这本是好事，有利于促进学术研究事业发展。但由于制度设计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一些学术评价不能真实反映学术水平，甚至阻碍了学术研究健康发展，诟病之声不绝于耳。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行政权力不当干预，量化评价泛滥，课题崇拜。使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本真，需要认真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
应当明确，学术评价“行政化”与政府对学术事业的行政支持和宏观管理是两码事。政府对于学术研究事业的政策指导、经费投入、过程监管、事后评估都是必需的，是学术事业繁荣发展的基本保证和必要前提。而学术评价的“行政化”，指的是用行政化手段管理具体学术事务、进行学术评价。当下最常见的是，高校和科研单位在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科研考核等事关学术水平鉴别的诸多环节，普遍采用一系列GDP指标式的“硬杠杠”，诸如承担什么级别的科研课题、在什么级别的出版社出版过学术专著、在什么等级的学术刊物发表过论文以及获得过何种级别的人才称号等，并与学术成果水平的高低画上等号。这种“行政化”评价的弊端在于，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为了科研管理的方便，就化繁为简，甚至把行政意志凌驾于学术评价之上，再加上把各种评价机构提供的现成“排行榜”作为工具，于是，纷繁复杂的学术创新考察就简单化为一种数量统计和出版媒介排序。这无疑是不科学的，也有碍学术事业健康发展。
学术评价的“量化”更需仔细辨别。近30多年，在我国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量化考核大行其道，管理者用同一尺度、同一标准对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成果进行几无差异的考核。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采用精确的量化方法评判研究成果的水平，有一定科学性和可行性。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则需要探讨商榷。除了数量经济学和跨学科的心理学等少数学科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方法、结论通常是难以精确量化的。所谓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也往往是一种潜移默化、长期积累的过程，有时很难说清楚是哪些具体观点、哪篇文章影响了自己。一个人文社科学者毕其一生也许只是论证或创立了一个学说，但这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贡献可能是巨大的。此类例证古今中外不胜枚举。近些年，由量化考核衍生的学术期刊评价，也盛行采用影响因子等量化方法对学术期刊做核心与非核心的区分，并以期刊评价代替学术评价。其结果，唯刊评文不仅破坏学术公平，而且容易滋生学术腐败。
再来看课题崇拜。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化”盛行于近二三十年。这是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后对于科学研究的一种反哺，体现了政府对学术事业的支持和重视。但由于课题通常与经费资助挂钩，课题的级别越高就意味着资助的经费越多。甚至在人们的观念中，课题级别的高低与学术水平的高低是直接画等号的，更不用说与课题级别直接捆绑的诸如职称、学衔、学位、配套奖励、岗位津贴以及学术地位等名利，因而学术评价中的“课题权重”逐渐变了味道。近年来，追求高级别课题已不仅仅事关学者个人前途，而且成为一所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在这种课题崇拜的氛围中，从高校领导到普通教师，几乎无人可以置身事外。当前，在科研课题经费管理和使用中发生的腐败问题，更提醒我们应对课题崇拜的学术评价制度进行反思。以逻辑思维和理论创新为特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何能在评价和定性上更关照研究者无形的思想和智力智慧，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制机制，需要科研管理部门、整个学界和社会共同努力。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6月23日）
西北大学积极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西北大学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开展多学科、多领域、多渠道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积极行动，成立研究实体机构。2014年，在陕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成立丝绸之路研究院和中亚学院两个实体研究机构，并提经费支持。丝绸之路研究院下设丝绸之路战略研究中心、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文明交往研究中心、数字化研究中心等机构，现有专兼职人员60余人。中亚学院下设中亚留学生教育中心、语言教育中心、汉语教师培训基地、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和招生办公室，现有20余名教职员工，其中12名对外汉语教师均有海外留学经历。
整合资源，开展重大课题研究。连续10年发布《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西部蓝皮书）》，发布《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4》，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选择、历史经验等进行深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深入西天山西端地区开展考古调查研究，用中、英、俄三种语言在国内外同时发布研究成果。目前，“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群多学科综合考古研究报告”和“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究”已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鄂尔多斯盆地多种能源综合调查评价”获准国家地质调查局大型计划项目立项。近年来，学校承担以丝绸之路研究为重点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科学院研究基金、科技部专项等重点科研项目近20项。
抓住关键，培养优秀国际人才。挑选一批熟悉中亚语言和文化的在校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输送沟通能力好、理论功底厚、实践能力强的优秀人才。针对中亚国家特点，中亚学院专门设置了中亚文明史、国际贸易、化学工程与工艺、过程装备与工程控制、矿产资源勘探与开采、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汉语言专业等7个专业，着力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培养优秀国际人才。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高校签署联合发展中亚学院的协议，设立中亚留学生奖学金，2014年招收中亚留学生人数近300人。与设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大中国石油公司签署“丝路建设千人计划”培训项目，计划用10年时间面向中亚地区培养1000名应用技术型人才，首批近100名留学生已来校学习。
共同探讨，举办重大学术会议。2014年，由学校牵头，分别与欧亚—太平洋大学联盟、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中国宗教学会等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先后联合举办了“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保护”“奥斯曼帝国与现代土耳其研究”“宗教与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选择与陕西对策”“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新时期西部大开发”等重大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承办外交部国际经济司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围绕丝绸之路考古和文物保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项目务实合作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摘自：教育部网站,2015年6月11日）
优化学科布局：有所为有所不为
上海交大在新一轮学科建设中主动引入动态调整机制
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必然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在全球激烈竞争中，大学的办学处于什么水平，这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不久前公布的2015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显示，中国共有86所大学进入全球前400——仅次于有157所大学进入全球前400名的美国，成为入选全球顶尖学科排名大学第二多的国家。这份QS排名显示，进入全球学科排名前50的高校，中国大陆共有7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位居前三，领跑国内其他高校。
随着这份榜单的发布，不少教育界人士把目光停留于上海交大，这所沪上知名学府的冲劲和爆发力十分惹眼。根据QS排名，上海交大的建筑、艺术设计、土木工程、电气、机械均为全球优势学科，其中，土木工程全球排名第29。
在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上，上海交通大学为何会取得这样的成绩？
学科发展视野：从国内竞争转向国际竞争
说到国内高校的学科排名，比起几张主流的“洋榜单”，很多圈内人士提得更多的还是教育部学科中心发布的一级学科排名。
最近一次发布国内高校一流学科评估结果是2013年初，其时上海交大有3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一、9个前三、29个前十，论总成绩，位列全国第五，排在北大、清华、南大、浙大之后。
但很多上海交大的老师至今还记得，就在2013年夏天、正值学期末的时候，上海交大校长、中科院院士张杰教授把学校的老师们召集在一起，和大家“交心”：学校必须启动新一轮的学科建设。
何谓“新一轮”？按张杰的说法，指的是“全新的起点”。“绝不能躺在成绩单上自满，我们既要看到在学科建设上的进步，但依然要看到差距和不足。比如，学科发展依然不平衡，学科高峰依然缺乏……”在凝聚全校师生的共识后，上海交大设定了新的学科建设目标，其中一个“靶心”就是要有若干学科跻身“全球万分之一俱乐部”。
大学的实力，是由一个个学科的实力综合而成。而对上海交大来说，参与全球竞争，学科发展的视野必须首先从国内竞争转向国际竞争。
优化学科布局：由原来69个缩减为56个
朝更高的目标迈进，需要全新的机制作为保障。如何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为了做好这道事关学校发展的大课题，交大人关起门来算过一笔账：学校大大小小的学科有69个，而从日常教学管理情况看，有的学科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充教师编制、有的学科则希望扩充实验办公场地，而对学校来说，有限的资源根本无法承载所有学科的发展需求。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压缩学科建设的规模，成为上海交大的选择。
对标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结合国家在211、985工程后推出的“2011计划”，学校编制“学术发展路线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
在新一轮的学科建设周期中，上海交大主动引入动态调整机制，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战略。
“有所为”表现在学科建设上，首先意味着增加投入。为了使学校有效的资源获得最大效益，上海交大通过建设学科阶梯，加大对优势学科的投入力度；通过对重点建设学科重点投入、对发展快及发展好的学科追加投入。
结合国家启动的“2011计划”对高校提出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转变创新方式的要求，上海交大在优化学科布局时，把积极培育学科生长点摆在了突出位置。
为扶植新兴交叉学科快速成长，上海交大出台了促进交叉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十项政策；同时，上海交大大力推进医、理、工、文的深度合作，设立医工交叉基金、文理交叉基金等，鼓励和支持教师突破学科壁垒开展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让优质学科强强联手、优势叠加，上海交大还建立了多学科交叉的“系统生物研究院”和Med-X研究院等平台。
对于一些长期建设效果欠佳、且不能很好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学科，上海交大则痛下决心，实施“关、停、并、转”。
这一轮学科调整后，上海交大的学科由原来的69个缩减为56个。
实现跨越式发展：走特色化道路，完全有可能
谈及高校的学科发展，张杰认为，加强内涵建设、坚持特色化的道路是方向。“即便是世界顶尖大学在学科发展上也是各有侧重，并不一定要在所有学科领域都处于世界顶尖位置”。
对世界一流大学，上海交大做过专门的分学科领域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在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社会科学等5大学科领域，均位列世界前20位的仅有斯坦福大学和剑桥大学两所，在5大学科领域均能进入世界百强的大学仅有26所，而还有28所大学凭借着1-2个学科领域的优势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因此，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大学立足自身办学特色，围绕若干优势学科增强国际竞争力，完全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学科建设是大学各项工作的龙头，因为学科是一个由学者、学术信息和学术物质三类资源所结合起来的有机体办学资源，是科学范式在大学的具体体现，也是大学进行知识创造、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基本工作单元和工作载体。”张杰介绍，为了做强特色，上海交大围绕“队伍、基地、项目”一体化的基本思路，近年来建设了一批校级创新平台和学科级创新平台；同时，整合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和学校自有的科技发展基金，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学校开展自主科研。在2008-2013年度，上海交大累计投入资金达到3.3亿元。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支持教师开展原创的自由探索项目，上海交大还专门设立“奇思妙想基金”，累计立项总经费2030万元。
根据国际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的统计，到2014年，上海交大达到全球1%水平的学科数为16个，与10年前相比增加了12个，增幅在全国高校排名第一。在工科、理科、生命医学、人文社科四大板块中的大部分学科均进入ESI全球前1%，其中，人文社科是首次晋升全球前1%。这也意味着，上海交大已基本形成具有世界影响的综合性大学的学科框架。
（摘自：《文汇报》，2015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