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林建华：处于精神与信任危机的大学走向何方
以下内容整理自北京大学林建华校长2015年3月25日在北大中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今年北大的工作沟通会议，也是综合改革动员会。
再回燕园，离开北大四年多，任职了两所学校，使我能够以外部视角看北大。实际上，了解一个学校并不难，不用看数据，只要走入师生，看看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就可以知道学校的状况。北大是中国大学中思想最为活跃的学校，也是最有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优秀大学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反思，因为他们要着眼未来，只有发现问题，树立危机意识，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所以，我今天讲问题可能会多一些。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科学春天、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转型的阵痛和迷茫、本世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巨大进步和冲动。大学现在的基础和困难都有历史的痕迹。历史留给我们雄厚的物质和学术基础，也让我们丢掉了很多优良的学术传统，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媚俗畏权，大学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精神与信任危机，这可能需要很多年艰苦努力才能真正消除。
十五年来，北大的发展势头很好，学术队伍水准大幅提升，理工学科的布局基本完成，前沿和交叉学科崭露头角，基础条件显著改善，教育质量稳步提升。但一些问题也逐步显现，新老人事体系之间矛盾初显，某些基础学科优势正在丧失，教学改革徘徊不前，功利风气抬头，独立和开拓精神不振。当然，这些问题并非北大独有，但若不及时化解，将会严重制约北大的长远发展。
在知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国家和民族最需要北大做什么？我以为，首要是培养能够引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人，这是我们的根本使命；二是要引领中国高等教育方向，重塑大学的公信与尊严；三是作为思想最为活跃的大学，我们应当在新思想新理论，以及在推进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思想进步上有所作为，在拓展人类知识、解决人类面临重大问题上有贡献。
大学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来自对人类发展进程的贡献。大学学术研究产生出的新知识、新思想，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意义重大，但大学更重要的贡献，是持续培养能够传承和弘扬人类文明的人，这是大学声誉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大学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人才培养上。大学逻辑的核心是培养人；培养高素质的人，需要高水准的教师队伍；为营造好的学术氛围，必须建立合理的聘任、评价和薪酬体系，必须建立合理的管理构架和资源调配体系。这既是大学的基础，也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观念。
大学中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如何使每个人的创造潜力都充分发挥出来？是大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学校必须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必须坚持学校的核心使命和价值导向。院系都会认为自己的学科领域最重要，也希望得到更多资源，学校则要通盘考虑。教师往往会更关注个人学术发展，学校还会要求教师关注学生、关注教学。事实上，任何基层组织和个人的发展，依赖于学校的整体发展和进步，反之，只有当基层组织和个人的潜力都充分发挥出来，学校才能真正办好。因此，大学应当建立包容各方利益的制度、政策和管理体系，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调动各个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
坚守道德和价值底线，防范社会不良倾向的侵蚀，是大学面临的严峻挑战。当我们以学校利益的名义，对逐利行为听之任之的时候，当为获得项目托人不觉得难堪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放弃了对道德和价值底线的坚守。而一些人会走的更远，会为个人的利益，损害学校声誉，甚至触犯国家法律。现实中的确有一些人用这样的方式成功了，也有一些人或许因宁折不弯而默默无闻。
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是在向下一代传递价值观，利益不该也不能动摇我们保持学术真诚与尊严的决心！大学必须维护学术尊严，严守学术独立，保障学术自由；必须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维护社会良知；教师要身教言教，严守职业和道德规范。人们可以容忍政客和企业家的功利行为，但绝不会容忍教育家有任何功利思想，大学必须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当组织构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时候,就会造成责权利界定含混,致使运营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严重，组织战略需要建立在有效组织架构基础上。校领导班子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团队,深入分析大学内部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要根据学校的发展特点、国家社会的需求、学科发展趋势,制定好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寻找到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
学校对高层行政系统分工做了适当调整，核心也是明确分工，加强部门和院系间的协调，提高管理效率，减少行政化倾向，充分发挥教师主体作用，办好让学生和社会满意的北大。
北大的学术队伍建设成效显著，人事体系建设稳步推进，薪酬也处于全国较好水平。但人事体系双轨制风险仍然存在，必须加快人事体系改革步伐。人事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人事体系并轨，建立合理的聘任、薪酬、评价体系。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顶层设计，全面规划，分步实施，更要调动各方资源，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人员和资源核定等调配体系。
学科布局是大学基础。我们的学科比较齐全，这有利于学生培养和成长。但资源的限制要求我们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们现在就应当考虑：几十年后，人们还能记住我们今天哪些领域的学术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中国社会发展、国家治理需要新思想和新理论都支撑，北大应当有所建树。我们鼓励教师在国家发展的基本思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及资源、环境、生态和能源等领域的学术研究。
尽管大学职能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从单纯地传承知识，到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培养人始终是大学的核心使命。事实上，毕业生的成就在成百倍地放大学校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正是大学的教育职能，要求我们具有更高的道德和价值追求，要求我们坚持真理，鼓励多元文化和学术争鸣。
近年来，我们主要是借鉴国外大学的经验，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今天，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根据北大实际，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我们必须改变“以知识和学科为中心”的观念，改变“以讲授为中心”的方式，真正使教师成为学生和人类伟大智慧之间的心灵媒介，真正启迪学生智慧，激发出学生的内在潜力。
综合改革是要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充分调动起基层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凝心聚力，共同为学校使命和任务而奋斗。大学管理的各个环节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综合改革是复杂的；但综合改革也是简单的，只要我们紧紧抓住阻碍发展的瓶颈问题，找出产生问题的体制机制原因，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就能释放蕴藏在师生中的创造潜力，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当然，随着改革深入，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因此，综合改革也是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完善的过程。
2015年是学校综合改革的关键之年，学校决定从管理构架调整、人事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创新三个方面，推进北大的综合改革。
管理构架改革：建立合理和高效的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构架，营造良好的文化和制度氛围；加强岗位责任制，实现权责利统一，加强学部建设，推进管理重心下移，逐步实现院系核算制。
人事体系改革：实现人事体系并轨，建立合理的聘任、薪酬体系、评价体系。
人才培养改革：建立完善多样化培养模式，调动教师积极性，真正落实教学是教师首要职责。
能否在第四个十年，开启一条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不仅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能否走到世界前列，更关系到中国人和中国梦，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都需要认真思考；别再犹豫、别再模仿，北大需要飞越历史的苦难与辉煌，守正创新，坚定勇敢的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引领中国高等教育振兴之路。这应该是我们在座各位最大的梦想、最高的荣誉。
(摘自：搜狐教育网，2015年4月17日)
“管、办、评分离”，逐步取消行政级别，保障更多办学自主权——
挣脱了束缚，教育能否轻装上阵？
尽管是周末，教育部官网5月8日公布的这份文件——《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还是吸引了足够多的目光。
“管、办、评分离”，这意味着社会舆论呼唤良久、亟待改变的教育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现象将彻底成为历史。而“政府简政放权、学校取消行政级别、教育评估将不随意进校检查，建行政权力清单，清单外的事项由学校自主试行”等一系列惹眼表述，不免引人沉思：它将给中国教育带来哪些改变？挣脱了束缚，教育能否轻装上阵？为此，记者独家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李奇、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主任王烽。
记者：虽然是教育部内部的文件，但《意见》态度鲜明地回应了舆论呼吁良久的许多问题。比如加大政府简政放权力度，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多采取事中、事后的监管方式等。您认为这一系列政府退居幕后、还政于校的举措意义何在？
李奇：《意见》把管、办、评提升到改革和创新的高度，我认为这反映了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改革决心，也反映出高等教育改革的优先级，这是《意见》的一大亮点。同时，我认为，管办评分离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我国公立高等教育系统顶层设计的再完善问题。因此，我认为再完善的问题应该在教育系统内部和更大的外部系统中寻求解决方案，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形式，重构高校外部和内部的治理结构，再造管办评分离改革和创新的工作流程。
王烽：这个文件，有两个亮点。一是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从源头上考虑放权思路的改变，采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的模式规范政府的权力运行，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性审批。二是体现了以法制思维推进改革，政府权力要明确法律依据，政府和学校都要依法、依规、照章行使权力。特别是在规范政府权力方面的许多措施，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记者：《意见》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提出将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当年，创立之初的南方科技大学曾以先行先试的自主办学理念而闻名，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屡屡受制。呼唤已久的“去行政化”，后续改革该有哪些配套政策让学校的路走得更平稳？
王烽：其实相对于其他高校，南科大还是获得了相对多的自主权，如教师聘任、招生等方面。教育部的文件在许多改革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但更多是一个指导意见，需要教育部自身和地方政府按照这一思路逐步深化改革。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要求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和职能转变是一个大背景，这项改革并非专门针对高校自主权，却反而可能比先前专门扩大学校自主权的改革更奏效。
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每一方面都是系统改革。如减少对学校的评估检查，就需要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鼓励学校与专业机构合作通过评估诊断学校教育教学、提高质量，政府就要建立购买社会评价服务的机制、建立利用科学的评价信息改进决策的机制。积极创造条件取消学校行政级别，说明现在要做的主要还是创造条件，这个条件其实就是认识、决心、抓手、配套政策的复合体。最为重要的，是要高层下决心推动、协调各部门解决。核心配套政策是建立有利于教育家办学的校长遴选机制、推进校长职业化。
记者：去年，西安某高校教师曾对职务评聘制度产生困惑而发表自白书。《意见》也关注到这一点，提出高校自主评聘、政府宏观管理。那么，政府宏观管理的度在哪？学校自主办学的度又在哪？
王烽：对于高等学校来说，教师评聘自主权是最基本的自主权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放权采取了从中央向地方延伸、从重点高校向一般高校扩大、从初中级职称向高级职称扩大的步骤。到目前，还有一些地方高校，特别是一些新建本科学校和专科学校，没有教授、甚至副教授的评审权。教师能否担任一所高校的教授、副教授，学校自己说了不算、要政府或者其他高校说了算，这也是挺可笑的事情。
李奇：在高校的职称评定、干部的选拔以及学生的招生录取等行为中，高校的行政和学术权力都存在有可能被滥用的空间，要把权力的滥用压缩在最小空间，能否制约随意性就是其中的关键。例如，高校的职称评定、干部的选拔和学生的招生录取，高校的自由裁量权就不应该仅被限定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而且还应该被限定在高校所公示标准的基础上。这就要求高校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依法办事，公示行使自由裁量权所依据的具体标准，在合理的时间区间事先公示具体的标准，允许利益相关方依据公示的标准事后进行检验。只有这样，随意性才有可能被压缩在最小空间。除此之外，正当性也是制约权力滥用的一个关键，一个仅代表少数人和少数群体利益的自由裁量权显然缺乏正当性的基础，因此，与管理不同的是，治理强调的是参与性，以此奠定正当性的一个制度保障。基于上述考量，要明晰政府与高校权力之间的边界，建立高校的治理制度、压缩随意性、提高正当性应该是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记者：评估也曾饱受诟病。《意见》明确，将严控针对各级各类学校的项目评审、教育评估和检查事项，不随意进校检查，同时提出将扩大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教育评价。新的质量观及评价机制将怎样影响中国教育？
李奇：按照传统的教育质量观，只有教育教学专家才有资格评判教育教学的质量。但当代教育质量观认为，教师、学生和毕业生用人单位等多方都是利益相关方，他们都有资格评判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上述质量观的变化反映出高校教育民主的变化，其背后的合理性是明显的。正如一张照片本身所含的内容一样，虽然照片反映的是客观事实，但由于取景的角度不同，具有客观性的照片同样可以扭曲事实，表达摄影者的个人偏见。基于上述原因，把行业协会、专业协会引入教育评价，显然可以使利益各方形成互补性的相互印证的关系，从而更全面、更客观地反映教育质量的多元内涵。也就是说，教育质量既可以用来反映卓越的内涵，也可以用来反映转变性或物有所值等内涵特征。
王烽：评价教育的工作向专业机构转移，是大势所趋。当前，各地方、高校、学术团体纷纷建立教育评价机构。但总的来讲，我国专业教育评价人才奇缺，我国教育评价机构专业水平的提高是当前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但是对评价机构的管理首先要开放准入、允许竞争，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实现评价服务市场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政府对于教育评价的干预要懂得尊重评价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倡导和支持行业自律，实现宏观管理。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5月12日）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中国高等教育使命需及时调整
4月1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正式确定为57个，成立后的首个项目即开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也将迎来更多盟友的支持与分享。这标志着以中国主导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开始了新的征程与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不但涵盖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还包涵区域性的资本、政治和战略秩序的形成，以及区域治理的完善。而资本、产能、技术、理念与政策、贸易、货币的互联互通都需要人才投入与智库支持——需要中国高等教育来承担历史使命，必须且立即做出调整来服务经济与政治需求：一方面将代表中国质量与技术的人才输送到亟须建设与治理的亚洲国家去历练、就业、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吸引留学生，深挖中国高等教育的亚洲市场。在此基础上，打造具有亚洲特色的高等教育，为中国人才与质量标准走向世界提供条件。
亚投行年底就要进入运行阶段，“一带一路”计划也将扬帆起航，亟须配套人才支持。
从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建设方面来看，需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需加大工程技术、项目设计与管理等专业人才培养规模。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评估报告显示，2010—2020年，亚洲各国累计需要投入7.97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涉及989个交通运输和88个能源跨境项目。我国地缘、技术、产能优势明显，需要配套人才的支持，方能尽快抓住商机。而同时如能在这些人才培养过程中加入亚洲元素，在未来的亚太项目竞争中展示亚洲人独特的审美与信仰，则不仅拓展了市场，更体现亚洲文化的亲近与融合，达到经济与政治的共赢。
其次，需打造具备创造性的国际贸易人才。亚太地区国家既涵盖诸如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还包含如老挝、缅甸等发展中国家以及由东盟五国及中国、印度组成的新兴经济体，国情复杂、经济与商贸发展水平不一。仅熟悉普通国际贸易知识难以应对，将限制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在规范的亚太国际贸易规范制度建立之前，需要富有创造性的人才来探索、尝试与铺垫。
再次，需重视亚洲小语种教学及小语种人才培养。我国对英语教学投入大量精力，然而对亚太地区的小语种却未能充分重视。基于此，我们可以一方面在高校课程设置中注入小语种元素，如为在校大学生增设亚洲小语种选修课程，培养学生学习小语种以及亚洲文化的兴趣；为国际贸易、工程设计等专业增设小语种必修课，为其今后服务亚太区域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加强亚洲小语种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未来亚太区域交流、合作与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必要时从小语种母语国引进语言教师，向周边国家展现出合作的诚意。
最后，为高科技的研究与人才培养提供持续支持也是必要的。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虽预计能刺激经济增长，但真正想脱离“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依靠产业转型，而基于国际战略考虑，其主体还需依靠我国自身培养的高科技人才来实现。
而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承担机构，尤其是各大高校要努力践行智库职责，为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通”提供智力支持：
第一，为国家政策的制定与传播提供科学依据，为实现“政策沟通”奠定基础。一方面，国家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民主性要求日益提高，需要我国高等院校积极发挥自身的研究优势，为其提供高质量的决策方案。另一方面，国家政策的传播在国内依靠高素质的公民，在国外还可依靠出国及来华的留学生，而这些必须依托高质量的中国高等教育来实现。
第二，为工程质量标准的完善提供参考，为实现“道路联通”保驾护航。亚投行在亚洲地区主要支持的项目涵盖铁路、管道、电力、公路、港口与通信，而作为主导国，中国的投票权较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建立具有亚洲特色而又令人信服的工程质量标准。如能调动高校工程、政治、经济、管理等各领域的专家协作，能更全面、迅速地形成参考标准，便捷质量标准的制定过程、降低决策成本。
第三，为亚太区域贸易与金融规则的制定出谋献策，为实现“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铺平道路。当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日及日澳同盟都对中国整合亚太区域市场提出挑战，而中国还肩负着拓展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渠道、推进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责任，其中涉及我们前所未见而又利益相关的问题，需要广大高等院校在这些领域开展前瞻性研究、深度思考和及时的反馈与总结。
第四，积极参与国家公关与对外宣传领域，从而最终实现“民心相通”。目前有些国家对中国还存在一定误解，为深层商贸及政策合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消除误解促进合作，需要具备较好社会影响力与社会声誉、政治性相对弱、能较为经常往来于各国间的人士来承担，而高校教师正是这样的群体。高校和高校教师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也应承担一份责任，主动传达中国希望与亚太地区国家建立现代、综合、可持续增长的分工关系，共同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基本思路。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5月12日）
中国高校战略规划现状调查:大学怎样规划未来？
战略规划是一种积极主动、面向未来的管理方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管理中常被普遍应用。中国的高等教育一直处于后发追赶型的状态，特别在高等教育国际竞争的时代，大学的定位和规划对未来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中国的大学怎样认识战略规划？又怎样规划自己的未来？
本刊特此刊出教育部教育规划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等学校发展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课题组对此进行的调查，希望能给读者了解相关情况提供帮助。
中国高校重视制定战略规划吗？
研究发现：中国高校都非常重视制定发展规划，几乎全部受调查高校都制定了五年规划，超过2/3的学校已经制定中长期规划；八成以上学校都制定有专项规划。
调查显示，受调查学校普遍认同战略规划在高校发展中的作用，认可战略规划对学校定位、达成共识、增强资源配置效率的价值和意义；不太认同“高校不是企业，不应该有明确的发展指标”、“学术不可规划”、“规划只是墙上挂挂、纸上画画”等观念。
几乎全部学校都已制定五年规划，2000年以前(含2000年)开始制定的学校约占19.77%，最早的为1949年。但2010年及以后开始制定的几乎占到一半(49.72%)。教育部正是在2010年以后要求部属高校制定“十二五”规划，并向社会公开，这说明高校普遍制定五年规划部分是受国家制定五年规划的影响或要求。
制定五年以上的中长期规划则完全是学校的自发行为，有67.72%的学校已经制定五年以上中长期规划，其中超过10%的学校在2000年以前就开始制定中长期规划，最早的为1955年。可见中国的大学和经济社会其他方面一样，有制定奋斗目标和规划的传统。从层次来看，211本科、非211本科和专科高校制定中长期规划的比例分别为81%、67%和62%，211本科大学明显偏高；从属性来看，部属高校、省市直属高校和民办学校制定中长期规划的比例分别为77%、65%和74%，省市直属高校比例最低；从类别来看，综合性大学、行业特色大学和高职高专制定中长期规划的比例分别为76%、64%和62%，综合性大学最高；从地域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大学制定中长期规划的比例分别为64%、66%和78%，西部大学最高。
在回答制定战略规划的原因时，得分最高的选项为“学校发展的内在需求”，其次是“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有明确要求”，这说明学校制定规划的核心因素是内在发展的需求，是一种学校面对发展需求的自觉理性选择。同时，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也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
高校规划体现了谁的意志？
研究发现：校领导是对规划影响最大的人群，资深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学院负责人、部处负责人和上级主管部门对规划也有很大影响。学生和校友的影响力较弱。
规划过程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影响。为了识别出对战略规划制定产生影响最大的群体，调查询问了九类人群对战略规划制定的影响程度，1分表示“非常不重要”，5分表示“非常重要”。有五类人群得分在4分以上，依次为：校领导、资深教授和学科带头人、学院负责人、部处负责人、上级主管部门。说明这五类人群对学校规划的影响程度最大。教师和外部专家对规划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学生和校友则影响较小。
不同层次的学校规划制定受校领导的影响都非常大，其次是部处负责人和学院负责人。部处负责人对不同层次学校的规划制定影响程度相近，而学院负责人则不同。本科学校学院负责人的影响较小，而专科学校学院负责人的影响很大，可能是因为专科学校所涉学科较少，学院较少，因此各学院的影响较大。上级主管部门对学校规划的影响也较大，但在不同层次的学校有差异，本科学校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影响较小，而专科学校则相对较大，这可能和专科学校与区域、行业或主管部门政策扶持关系更大有关。普通教师对规划制定的影响有限，专科学校的普通教师影响相对较大，211本科次之，非211本科教师影响最小。同样的分布还体现在学生和校友的影响力上。在对待外部专家的态度上，专科学校相对更为重视。
从整体看，非211高校的规划主要受校领导的影响，而其他群体的参与程度普遍低于其他层次的高校。专科学校尽管校领导的影响也很大，但对其他人群意见的考虑相对最多，规划制定相对更体现外部参与性。
高校规划工作的专门化程度如何？
研究发现：985、211高校规划工作的专门化程度更高。超过80%的211高校设立了专门的规划机构，非211则只有48%，专科只有19%。高校在战略规划过程中普遍重视决策研究。
受访高校中有175所学校建立了专门的、独立的规划机构，占到总数的46.54%，这些机构基本都是2000年及以后设立的，特别是在2006年以后达到一个高峰；没有设立专门规划部门的学校，大部分是由已有行政部门承担，如校办、科研处、研究生院、高教研究室等。
不同层次、不同归属的学校在规划机构设置上有显著的差异。按学校层次分，211本科学校设立专门的、独立的规划机构比例高达82.26%，非211本科学校则为48.84%，专科学校仅为19.19%。按学校归属分，教育部属学校设立专门规划机构的比例高达81.82%，省市直属学校则为44.18%，而民办学校仅为25%。
已有规划机构的高校中，46.86%的规划机构由校长直管，42.86%的规划机构由常务副校长或副校长主管，9.14%的规划机构由党委领导主管；有1所高校由董事长主管。
在规划机构实现专门化的基础上，高校战略规划日益重视制定过程的专门化，也就是规划的决策研究。被纳入高校研究视野的既包括学校传统与现状、国家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环境及相关政策和战略规划，也包括同类院校发展情况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不同类别的学校会根据自己的特点重点关注不同区域范围的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比如，211本科学校、教育部属学校和综合性大学相对更重视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这些学校层次较高，发展目标一般为世界一流或国内一流大学，因而很注重对国际高等教育形势和世界其他大学情况的了解，但对所在区域的关注程度不如其他类型的高校。非211本科、专科学校、省市直属学校或民办学校、行业特色学校对国家、区域、行业的发展走向非常重视。这些学校的办学特色多强调应用性，培养人才的导向会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他们在规划中会密切关注政策尤其是本地区政策导向，以期从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哪些高校更易受政策变化或领导换届影响？
研究发现：综合性大学对政策变化的适应性最强。行业特色类大学对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依赖最大；民办高校、行业特色类大学和西部学校的规划落实更易受校领导变换的影响。
就教育政策对大学的影响来说，行业特色类大学受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影响最大，认同“国家或地方政府教育政策经常变动，战略规划缺乏稳定的政策环境”的比例较高。综合性大学认同此观点的比例相对要低，其中985高校最低。可见，行业特色类大学需要根据学校特色在政策环境中寻找发展空间，对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依赖较大，加上学科专业单一，政策一旦发生变化，调整十分困难。综合性大学由于专业分布广，对政策变化的适应性相对更强。而985高校由于处于高校分层的最顶端，是国家重点予以扶持的大学，国家政策对其发展的支持力度最大；同时由于学科综合实力较强，这些大学对抗风险的能力更强，争取资源的渠道更广，因而不太容易单一依赖某种资源，国家某项政策的变化对其战略规划的影响程度也就最小。
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国社会为人们所诟病的一个现象就是“政绩工程”，这个情况在高校如何？校领导换届是否会对已有战略规划的落实造成影响？与人们的一般认识不同，高校对此认可度并不高。在1到5分的同意值中(1分为“非常不同意”，5分为“非常同意”)，关于“校领导换届会极大地影响已有战略规划的落实，使得战略规划缺乏实质价值”这一项的均值只有2.89分。不过，存在几个类别的学校得分相对较高的现象，比如民办高校的平均分为3.1分，西部高校和行业特色大学的平均分为3.0分。说明这些高校的规划执行受领导换届的影响相对较大。
高校规划的评估落实情况如何？
研究发现：层次越高的学校越注意使命与愿景，民办学校则更注重具体执行方案、年度计划和落实情况；在评估当中，学校层次越高，越倾向采用内部方式评估；资源分配和人事考评是落实规划的两个重要手段，但在不同类型高校中有显著差异。
高校规划能否有效落实，一方面体现为规划本身是否科学，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执行和评估过程的合理性。
关于规划文本，不同层次高校在内容涵盖上有一定的差异性，层次越高的学校在使命、愿景、发展目标、环境评估与分析等宏观方面表述得越为清楚，层次越低的高校更重视年度工作计划、重点工作确切方案等的制定。其中，民办高校的规划相对更完整，这些学校能够很好地在规划文本中将从宏观考量到微观落实的各个环节落到纸面上，基本各项得分都高于平均分值。可见，民办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因更明晰的权责关系，其运作模式或更近似于企业，战略规划模式也更近似于企业。
高校会采取措施促进规划的落实，比较重要的是将资源分配、人事考评与规划落实挂钩。在这方面，不同层次和归属的学校表现出显著的差异：211本科非常重视资源分配与规划相结合；专科学校非常重视规划与人事考评相结合；而非211本科的规划则与人事考评或资源分配结合得都比较弱。在不同归属的学校中，部属学校人事考评与规划关系很小，规划实施主要是通过与资源分配相结合；省市直属学校规划实施上人事和资源分配的支持力度都很弱；而民办学校则非常重视规划实施与人事考评和资源分配相结合。可见在规划的落实上，211本科高校和部属高校非常注重使用经济手段；专科学校非常注重使用行政手段；民办学校同时注重使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非211本科高校和省市直属高校在规划与实施具体措施的结合上较弱。
关于对规划落实情况的评估，受调查学校采取内部评估形式的占到52%，内外部评估相结合的占到32%。其中211本科以上学校采用内部评估形式的占到67%；学校层次越高，越容易采用内部方式评估，学校层次越低则更依赖外部评估力量。
（摘自：《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编，2014年5月20日）
李克强勉励清华学子：青年创业创新国家就朝气蓬勃
李克强总理五四青年节给清华大学学生创客回信，深情勉励同学们把创客种子在更大范围播撒开来，创客同学们收到李克强总理的回信，深受鼓舞。（详情见：中国政府网，2015年5月4日）
教育部“微言教育”：高校可自主探索慕课学分互认
5月6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做客教育部新闻办官方微博“微言教育”，回答网友的提问时表示：不主张所有高校建慕课平台，慕课“国家队”偏爱公共课和专业核心课，慕课版权属高校和团队共有。（详情见：《中国教育报》，2015年5月7日）
全国高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20年研讨会举行
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托，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暨全国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20周年”研讨会在京开幕。系统总结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经验与启示，研究探讨新时期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方略、新举措。（详情见：《光明日报》，2015年5月7日）
刘奇葆：发挥高校独特优势 大力推进智库建设
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清华大学调研，强调我国高校人才密集、学科门类齐全、智力资源丰富，在智库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详情见：新华网，2015年5月8日）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
5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要重点抓好9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二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三是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四是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五是强化创新创业实践。六是改革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七是加强教师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建设。八是改进学生创业指导服务。九是完善创新创业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体系。（详情见：新华网，2015年5月13日）
教育部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招生计划
我国将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根据实际需求，每年安排一定数量专项计划，专门面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专项计划规模控制在5000人以内，在全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内单列下达。（详情见：新华网，2015年5月13日）
西安：三所名高校联手“拆墙”共同培养本科生
5月13日，西北工大、西安电子科大和西北大学签订本科生联合培养协议。从今年9月起，三校将实现学生在学校间攻读辅修专业、双学位，互相选修课程，相互承认学分，实验教学资源共享，互聘教师承担教学任务，互派学生交流学习，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共享。（详情见：中国教育新闻网，2015年5月18日）
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在西安成立 近百所高校加盟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交流会”22日于西安举行。由西安交通大学发起、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所高校响应的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在会上正式成立，联盟将共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高校和学术机构间，在教育、科技、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详情见：人民网，2015年5月23日）
教育部下发通知：高校在校生十类情况不得转学
5月26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转学工作的通知指出，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入学未满一学期的；高考分数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相应年份录取分数的；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通过定向就业、艺术类、体育类、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等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未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或未使用高考成绩录取入学的（含保送生、单独考试招生、政法干警、第二学士学位、专升本、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制等）；拟转入学校与转出学校在同一城市的；研究生二区招生单位录取的转入一区招生单位的；跨学科门类的；应予退学的；其他无正当理由的。（详情见：新华网，2015年5月27日）
